“在中国，只有故宫、天坛和长城是不可替代的。但现在的一些建筑，太多在追求一种表面化的东西。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和当地的历史与传统的关系。”
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人们担忧，这座古老城市，正慢慢失去记忆。在全球建筑界名字听起来绝对响亮的雅康·赫尔佐格、雷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克里斯蒂昂·德·鲍赞巴克、诺曼·福斯特、亨利·考伯，一个作品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生命中的体验，而他们的众多作品出现在，将永久影响这个城市的面貌。
“中国是新鲜的生命力的源泉。”年近70岁的建筑师MeinhardVonGerkan说，欧洲的建设已经完成了，而在中国你可以地建设。据统计，到目前为止，世界排名前200名的工程公司和设计咨询公司中有近四分之三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国外设计事务所从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分走的“蛋糕”份额不容小看。
2003年，国外建筑师纷纷来京，在与国内建筑师同台比武之后，他们拿下了几乎所有重要建筑的设计资格。
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中标CCTV新大楼方案，成为2003年度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十件大事之一，引起了业外一片争议和质疑。奥运场馆的建设吸引了177家境外的设计单位参加角逐，又一批奥运建筑如“鸟巢”体育场、“水立方”游泳馆等崭新的建筑形象出现，中国成了国外建筑师的“梦工场”。库哈斯来了，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也来了。他们满怀着与冲动将他们的价值与文化观念带到了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怀揣“淘金梦”的国外二三流的设计公司。
美国帕金斯＆威尔事务所的中国区总裁李卫对记者说，在设计实践中，一些世界的建筑设计师已经形成自己的建筑语言，他们以个人独特的风格闻名于世。到中国来做设计，他们不会去花时间更多的研究中国文化，所以不可能指望他们改变自己来适应中国。这大概也就是他们的建筑方案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
2002年10月，人冯·格康在中国举办“在中国从事建筑设计”展览时说过一段话：“我认为在中国只有故宫、天坛和长城是不可替代的。我非常欣赏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但现在的一些建筑在我的印象里，太多在追求一种表面化的东西。那是不健康的，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和当地的历史与传统的关系。”
然而也有相反的观点。参加奥运场馆建设的姚先生已经有十几年的建筑经验了，作为设计方案的执行者，他参与过不少国内外设计方案的建筑工作。他告诉记者，相对于国外设计师的设计方案，国内的设计方案经常会在建设中途出现很多问题，因为不同的部分往往是由不同的设计师设计的，而且大家缺乏沟通，整个设计方案难以成为一个整体，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多次修改。而国外设计师的方案就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李卫说，全世界1／4的混凝土、2／3的高吊车在中国，无疑中国的建筑市场还蕴藏着巨大的需求。中国建筑市场希望出现更新更好的东西，成熟的本土建筑师还不多，而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设计费用的降低都使得国外设计师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国外建筑师抢滩中国，中国建筑师的反应被有些人描述为“仇外”情绪。大学建筑学院的彭培生教授对此做出了反驳。他说，文化最高之处都是相通的，两者的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只有文化中二三流的东西才会与中国科学界及建筑界的正统主流发生冲突。彭培生教授说，美国SOM（SkidmoreOwens＆Merrill）事务所AdrianSmith的设计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们在上海花了5.4亿美元建设了88层的中国目前最高的浦东金茂大厦，该建筑获得了上海建国五十周年经典建筑十大金第一名，这能说明中国的建筑师有仇外情绪吗？学术界对一些方案的争议是很正常的。当年法国密特朗总统采用贝聿铭先生的设计来改建罗浮宫，是因为他认为法国没有更好的设计师，贝聿铭先生静心用了两年时间学习法国文化才做出那样的设计，而有些国外设计师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懂中国文化的，他们的逻辑是：把历史剪断，从头来。
在享有“MallKing”之称的知名建筑师JonJerde说，中国的购物中心的变化比他梦想的还要大。1990年代初，当他第一次踏足中国时，上海极为激烈的商业竞争、粗陋的购物中心、到处可见的旅馆和办公楼都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但是旧房屋的拆建却使他看到了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尤为珍贵的机会，“这儿的人需要更好的建筑物，这正是我感兴趣的。”无论在威尼斯海滩，还是加利福尼亚的办公室，JonJerde从未停止过研究世界商店新建筑模式的努力，他倾向于更加人性化的设计。他已经在上海建设了最大的购物中心，他的公司还承担了上海南京步行街的总体规划。
JonJerde的公司进入中国内地13年了，他们对近年来机关官僚作风的改善有所体会。他说，中国的设计院是个巨大的传输系统，他们拥有工程师、建筑师而不是设计工作室。
“只要在中国境内寻找一家中方合作设计单位即可完成设计全过程。”从2004年6月1日开始，外国企业在中国从事设计活柳晋阳动无需管理部门的资格审查。这是5月10日以“建市【2004】78号”对外发布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管理暂行》给业界最强烈的印象。
2001年底公布的中国“入世”相关文件中提到，“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工程设计活动，方案设计不受。除方案设计之外，须与中国专业机构合作”。这个文件正是针对“合作”而制定的管理办法，填补了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外合作设计工程项目暂行”被国务院319号令废除之后，外国公司在国内从事合作设计这一市场管理的空白。
Jerde说，通常设计院和外国公司会组成团队协同工作，当外国公司定下大方向而中国设计师具体执行时，大家的意见常常难以调和。某位国内规划院老总说，现在国内的规划院很难切入到项目的最前沿，而这一阶段的利润是最高的。他说很多中外合作设计的项目，境外参与的是20％的工作，后面80％－90％的工作都由本地规划院来完成，但后者的收费可能仅是前者的10％左右。
李卫先生帮记者算了一笔帐：在欧洲，设计费用占建筑物总造价的10％以上，而在中国只占到3％，欧洲建筑比中国建筑的总造价通常会高出3－4倍，甚至有7－8倍，所以欧洲设计费用总体要比中国设计费用高出10倍。
曾经参与CCTV新总部大楼设计方案角逐的青年设计师卢志刚认为，外国明星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虽然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建筑大师能为中国的建筑发展带来整体水平的提高，但是对于我们建立合理的建筑设计体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当洋设计师在中国“摘金夺银”之时，2003年1月中国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的设计师们走出了国门，赢得具有美国世纪工程之称的大开挖工程地面的部分城市景观设计权。
李卫曾经是大学的老师，他说：“我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对中国建筑的期望值很大。在全球建筑界，日本、韩国，甚至地区都有全球闻名的建筑师，但中国内地的建筑师在全球建筑界还没有争得一席之地，我们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李卫说，设计师在建筑界地位的提高需要从自身出发，找准设计方向，工作态度也要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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