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编写《难忘旧时处北京名人故居摄影图集》一书，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李秋生带着学生们走过了北京100多处名人故居进行拍摄、采访。但如今，在李秋生看来，无论是拍摄与书写，还是对北京名人故居的，现在都还远未完成。
北京西二环内，坐落着一条金融街。在那里，金融机构的高楼大厦建得富丽堂皇，现代感十足。就在金融街对面，一座斑驳的老院子安静地留存于此。院子大门上的门牌清楚地记着当年的地址：跨车胡同13号。这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故居。
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曾是一条南北的小胡同，相传因胡同中曾经有个造车的厂子而得名。如今，这里可能是北京最短的街巷，约40米长的胡同里只留下了齐白石故居一个门牌。在四周摩天大楼的包围下，这处院落如同孤岛一般，成了北京城里一处特别的存在。齐白石在这里生活多年，他晚年创作的绝大部分之作都完成于此。这里也留下了许多故事。
“1937年北平沦陷后，常有日本人和来这里上门索画、买画，齐白石在自上贴出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的告示。但并不奏效，仍有不少上门纠缠。齐白石再次贴出告示停止见客。谁知还是无济于事，无奈，他干脆写了白石已死四个字贴出去。”李秋生介绍说，解放后，齐白石的李苦禅、李可染，好友梅兰芳、新凤霞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近年来，金融街在此建成，这一带成了寸土寸金的繁华之地。故居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偶尔会有匆匆走过的人停下脚步，惊叹这座城市孤岛的存在。”
鳞次栉比的现代高楼与充满历史痕迹的旧时院落比邻而居，可能正是如今北京现代城市发展与历史记忆共存的生动写照。
如齐白石故居这样的建筑，在北京多不胜数。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北京居住着那些对中国、军事、文学、艺术等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他们来到这里工作、生活，这些人的故事在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什刹海，宋庆龄、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梅兰芳等人在此留下了生活的印记；看王府井附近的清代贵族王府、宅邸，则如同观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左棠、冯国璋、黎元洪、杜聿明、陈独秀等人就是在这里做出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种种决定；在宣武门以南一带，曾居住着康有为、谭嗣同等家与谭鑫培、荀慧生、李万春等戏曲大家；在未名湖畔，在园里，周培源、冯友兰、马寅初、王国维、陈寅恪等学问大家曾在这里漫步思索
“北京文化名人故居最多，也最为集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驻会副邱运华介绍说，也正因为他们居住在北京，才让这座北方重镇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
在李秋生看来，名人故居不只是陈旧的宅院，而是一个城市的文脉，“如果失去了它们，我们的城市或许只是一具苍白无力的躯壳。走进故居，我们仍能直观地看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印记，感受他们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了解他们为历史作出的贡献，感受历史的分量”。
关于名人故居，美国相关法律的名称是《国家历史保案》，这个名字让李秋生印象深刻：“美国人显然将故居这类历史建筑看作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是有形的、具体的、感性的那部分。”
确实，故居坐落在那里，俨然就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叙述者。比如，据李秋生介绍说，北京的清代故居基本上形成了王府类故居在城北、汉族知识和戏曲大家故居在宣武门以南一带的格局。“这是因为满族人进京之后，从宣武门划界，宣武门以北是满族人居住的地方，宣武门以南一带被称为宣南，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汉族人不管做了多大的官，比如纪晓岚，也必须住在南边。以后，汉族人才开始往城北迁移。”可见，仅名人故居所在的，就能折射出历史的面貌。
在邱运华看来，故居能够筑牢我们的文化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由多种因素构成，有思想性质的，以、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呈现；也有意象性质的，以具体形象的方式呈现，例如人物形象、器物形象呈现；还有的以立体具象物体形式呈现着。故居就是以具象物体方式呈现着的文化记忆。”
“文化名人的故居是北京城市最具有魅力的文化符号。每一处故居都记载有文化人的情怀，每一处故居也都隐含有面向未来的志趣。”邱运华说，“文化名人故居作为文化载体，其展示方式是全方位的，远超出了纸质作为载体的局限，也超越了音像有限的视角。故居不仅在空间上展示出居所主人生活的全貌，而且提供了往返流连、驻足沉吟的余地，任你在风和日丽、狂风四起抑或暴雨淋漓的气候下，都可以体验故居主人的思想、情感体验，这是在其他任何一处风景物前无法经历的体验。”
正因如此，在几年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才立意支持对北京城的文化名人故居进行抢救性调查，由此也就有了后来李秋生团队的工作。其中的“抢救性”三个字尤其让人。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北京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名人故居被拆除，包括曹雪芹的蒜市口十七间半故居，扎公府李鸿章故居，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八道湾故居后院和书房等。”李秋生介绍说，十几年前，他曾拍摄一部关于宣南文化的纪录片，当时致力于宣南文化的黄汉对他说的一句话让他记忆至今“他们连曹雪芹故居都敢拆，你问问俄罗斯人谁敢拆托尔斯泰故居？”
除了已经拆除的故居，留存下来的故居似乎也没那么幸运。位于北半截胡同的谭嗣同故居，也就是他当年的浏阳会馆，“破败不堪”“私搭乱建”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北京的故居太多了，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故居都必须，城市毕竟还要发展。但谭嗣同故居必须，因为他是我们的民族魂。”李秋生严肃地说，“即使在中流血者众多，但像谭嗣同这样明明可以逃亡却赴死、以鲜血国人的志士实乃千古一人。其后的仁人志士，如邹容、秋瑾、陈天华等都受到了谭嗣同鲜血的，他的鲜血成了中国的旗帜。甚至在日本，谭嗣同也有众多的者。而且，从1912年到1919年，鲁迅居住在绍兴会馆，距浏阳会馆仅几百米。我曾在这几百米的小上徜徉，想象着鲁迅每天去教育部上班都要经过谭嗣同故居，再向前几百米就是谭嗣同就义的菜市口。在这样的中，他会想些什么？他这时期作品中的愤懑和怒吼以及那的人血馒头，与他每天经过的浏阳会馆有什么关系？”
在谭嗣同故居东面的李万春故居早已被拆除了。有关部门表示这是“落架大修”，即把房子拆成零件，编号，然后复原。但李秋生对此存疑：“我曾走进那个孤岛似的小院，尽管破败，但构架恢弘，结体，用料考究，绝对不需要拆掉重建。”早在2011年，就在李万春故居即将成为孤岛的时候，比李万春大25岁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故居也曾面临房地产商的。但后者附近的居名，不允许这一地区的原始风貌，于是艾略特故居得以保留。
对名人故居的，欧美国家行动较早。据李秋生介绍，早在1863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就确立了的名人故居挂牌制度，给名人故居挂上蓝牌，对故居进行法律。法国在1887年就颁布法律，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后又出台多部补充法规。美国从1966年开始对名人故居进行登记，设立专职机构统一管理。日本在1950年通过了文化财产保。
而反观我国，目前故居的法律法规、监管机制均未形成，全民的故居意识建构也未完成，故居的“修旧如旧”等基本原则尚未确立，甚至对名人故居的认定仍然较为混乱和模糊。“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按照欧美国家的做法来，但行动必须要开始了。”李秋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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